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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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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安洲上了前线没几年,我爹白知海跟着村里几十个年轻也一起上了前线,不过我爹的运气显然比我二伯好得多,一直活到了21世纪。

我在家排行老二,出生的时候,我娘难产,在医院里的产房整整折腾了九天九夜,好在母子平安,因此我爹给我取名叫白九天。他老人家也是希望我以后能报效国家,建功立业,不过,我长大成人之后,一是没能参军报国,二是没有在国家机关做贡献,三是没有从事教师、医生、律师等教书育人、救人治病、扶危济困等我爹认为的正当行当。说起来,也有负他老人家望子成龙的深切盼望。

到1950年的时候,世界局势瞬息万变,中央军委一声令下,百万大军开始集结在中国东北,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时候,我爹做为某兵团独立团某连的指战员,率领部队第一时间上了前线。后来,听我爹说,那场战争我爹能活下来,多亏了郑叔叔。我爹率领的连队在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中镇守落帽山某处高地时,被敌军的航空炮火反复轰炸十几次,我爹和他幸存的十几位战友,白天就躲在十几米深的防空洞中。一旦夜幕降临,他们就摸上表面阵地,和那里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就这样,阵地守了十多天,战斗到最后,敌军不惜一切代价把成吨成吨的炮弹向着山头上打,战士们藏身的防空洞被炸塌了大半,我爹也被炮弹爆炸的声浪震晕了过去。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被送到了军队医院进行急救。原来,我爹和他的战友们被倒塌的山石困在防空洞之后没多久,郑叔叔带着队伍前来救援,他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拿刺刀,双手刨开了原来防空洞的出口才把我爹和几名战士救了出来。在部队急救处,我爹看着郑叔叔那双已经磨破皮肉露出森森白骨的双手,更咽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的友谊早已超越了生死。

后来,我爹伤势过重,就被安排回国治疗,伤愈后被安排在首都北京某国家机关工作。而郑叔叔依然留在了部队,打完仗回国的时候已经是副团级干部。

我爹在北京的机关里,安安稳稳踏踏实实地干了十多年工作,他时常说起:“比起我那些牺牲的战友,我现在的吃得上,喝得上,够好的了。”这十几年也是我爹这辈子过得最安稳的日子。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爷爷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去世了。我爷爷所有的遗物中,唯一幸免于难的是一卷古书《五行相地寻宝秘术》。几年后我才知道,这部古书正是当年李忠孝留给我二伯的几件东西之一。

在那个特殊年代,最好的出路就是当兵参军,“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不过像我这样家庭受到冲击的年轻人,是没资格当兵的,只能响应国家号召去下乡插队,原本我不愿意离家远行,我一直信奉一句话叫“父母在,不远游”。奈何知青办,居委会三番五次、五次三番的上门动员。

“年纪轻轻不能当闲人懒汉,人人都得是社会主义的螺丝钉。”最后我跟我一哥们‘眼镜儿’一商量,插队就插队,就当是广阔天地炼红心。可是这句话的下半句“扎根农村志不移”我们谁都没能做到。

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下乡插队具体是干什么,只知道很多年都回不了家,甚至一辈子都回不来了。走的时候,除了几套必要的换洗衣服没什么可带的。我们这的青年都喜欢去延安、井冈山这样的红色革命圣地。我和眼镜儿一致认为,南方的气候太过潮湿,不如去北边体验一下塞北那“黄沙纵马挽雕弓”的快意人生,于是,我们决定优先选择内蒙。不过,那时候下乡插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知青办最后把我们两安排到了东北黑龙江,东北就东北,内蒙古黑龙江都挨着不远,应该也差不了太多。

我那眼镜儿兄弟,本名叫周四海,跟我在同一个军属大院,他爹是军队里的干部,级别比我爹高的多。他娘是北京市的高中老师,可惜生下他之后,就得了绝症,很早就去世了。不过他深受他娘的影响,从小说话就爱引经据典,可他又不求甚解,想起什么名句就说什么,也不管适合不适合,简单来说就是总爱胡言乱语。据他自己说,从他三岁起就被他爹常常拉到靶场玩儿枪,那时候他太小,总是只用一只眼瞄靶。久而久之,他经常用做瞄靶的那只眼睛有点斜视,有那么点不拿正眼看人的意思。为了避免尴尬,他爹就找人给他配了一副眼镜。从此以后,周四海只要出门就必须带上眼镜儿,不然就像是没穿衣服一样不敢出门。周四海上初中的时候斜视的毛病慢慢好了,后来眼镜儿也就不再戴了,但从小认识他的人依然喊他“眼镜儿”。眼镜儿天生的一副好身板,身高足足有一米八五开外,一双伏犀目又细又长,方鼻阔口,大耳朝怀,加上他身量比平常人高上一头,看人的时候总是低头含目,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再加上膀大腰圆,臂力惊人,活脱脱的李元霸在世,程咬金临凡。

眼镜儿从小没了娘,他爹又是个只知道上阵杀敌建功的大老粗,没把他当儿子养,而是把他当手下的兵一样带。长大一点的周四海,总是一副天老大他老二的行事做派。上学的时候,看谁不服气,无论多高多壮,他就是敢上前揍人。拉帮结派、打架闹事对他来说更是家常便饭,在学校里,从不听老师、教导主任、校长的谆谆教诲。用他自己的话说:“校长算老几呀,我连我爹的话都不听,我只听教员的,他老人家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眼镜儿太闹了,从小就闹。因为从小不服管教,没少挨他爹揍,生活在我们军属大院的人,几乎茶余饭后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眼镜儿挨他爹的打。我有幸见过几次,那场面真叫人终生难忘。眼镜儿他爹打眼镜儿,总是抽出自己的牛皮裤腰带,用带着铁扣子的那一头狠狠地甩向眼镜儿,眼镜儿仗着自己身法灵活,闪身躲过,转身就跑。无奈眼镜儿那时候个子矮、步子小、跑得慢,他爹就在他身后一边跑,一边骂,一边无数次地甩出裤腰带。眼镜儿和他爹时常在军属大院里上演这么一出你跑我追,斗智斗勇的大戏,什么时候有人累地实在跑不动了,这场大戏才会落幕。大院里的街坊邻居从来没人说过一句,因为都不知道劝阻过多少次了,没用,都习惯了。等眼镜儿到了16岁那年,他爹就再也没有揍过他,因为追不上了。

离开北京那天,我跟周眼镜儿把两家能带的书全都带上,以备打发将来可以预见的无聊时光。那个年代,没有电视,连个只能收到中央广播台的卡式收音机都是稀罕玩意儿,空闲时间能做的事也就是看书了。

我跟眼镜儿插队的地方叫四道沟子村,我们两人在一天凌晨四点从北京火车站出发。插队的知青,不像去当兵,除了两家的父母,没什么人来送我们,更没人送我们大红花。快发车了,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透过车窗看着繁星密布、弦月如钩的北京夜空、远处稀疏的霓虹灯闪闪烁烁,不算多的高楼大厦在黑暗中矗立,车厢里人头攒动,想着即将离开这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眼镜儿诗兴大发:

“这一去山高路远,这一去枪林弹雨,离开这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一声宏伟的汽笛长鸣,走向教员指明的道路,我们一往无前......”

“行了吧,周眼镜儿,哪有什么海洋翻动的一片手,你又不是去参军,赶紧坐好,要发车了。”

“哎...我说老白,你丫的也没比我好哪去,我这是走在教员和党中央提出的无比正确的革命道路上。你别忘了,我们可是敢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的革命战士,下乡插队怎么了,下乡插队照样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做贡献。”车身晃动,绿皮火车缓缓地开了起来。我们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天南地北地聊了一路。

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又坐了整整一天村里派来的牛车,终于到地儿了。我和周眼镜儿看到这里的自然风物,都傻眼了,这里除了绵延陡峭的山脉,就是纵横交错的河流。全村也就百十来户人家,别说是电灯电视,连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我们同一批来这里接受平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总共有五人,三男两女,都被安排到村里的农户家借宿。我跟眼镜儿借宿在村里的一户朴实的农户家,主人是个爱抽旱烟的老人家,脸上堆垒着皱纹,双手皮肤皲裂,双眼浑浊而深邃。

老人看到村支书带着我和周眼镜儿来他家借宿,热情而又诚恳:

“教员的孩子来了?快来快来,饿了吧,先吃点东西,你俩呀,就先住在东房,以前呀是我那儿子和儿媳妇住的,他们两口子去了南方做生意,已经有两年没回来了。一会呀,我让春兰把房间打扫干净,我老汉岁数大了,耳朵不好使,你俩有事就找春兰......”。

看着老人为我们安排吃住,我和眼镜儿都十分感激。春兰是老人家的孙女,她比我跟眼镜儿小几岁,穿着一件红色碎花棉袄,留着当时非常流行的短发,显得十分干练,一双眼睛眨巴眨巴地,清澈而又灵动。就这样,我们一行五人就在这四道沟子村安顿下来。

多年以后,回想起我在四道沟子村插队的往事,那真叫是‘早春的风沙里掏地,盛夏的日头底下放牛,原始森林中采食野果和酸梨,走几十里雪路去拉碳或去赶集,洪水蛮横地夺走了成熟的庄稼,苍凉的唢呐声依然迎来喜庆的年宵。’春夏复秋冬,那些情景永远流动在血脉里,驻留在记忆里。

村支书姓李,我们都叫她李老叔,他为人十分得热情好客,对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也十分地照顾,每次村子里杀了猪羊鸡鸭,都给我们五个知青多分点下水,安排给我们的活也不算多。我跟周眼镜儿一有空闲时间就去树林子里套鸟,或者去河里捞鱼抓虾。从家里带来的那几十本书也成为了我们打发空闲时间的主要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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