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一章钟楼

1506年（弘治十七年）10月9日，成都和青岛的两座钟塔建好了。

朱厚炜建设的钟塔不是明代的钟楼，而是真的有时针和分针的大钟的钟塔。

随着成都皇家科学院各项技术的进步，成都、青岛人对时间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原先市民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碰上阴雨天就多睡一会。但现在这样显然不行了：

各种工厂的上班时间是固定的，因此工人对时间有了精确要求；学堂的学生每天要上若干节课，老师和学生都对时间安排有要求；每天正辰时，报社把免费的日报搬出来发放，去晚了就没有了；每天戌时中，工人们下班，商贩们要等着这个时间做买卖...

因为技术的进步工商业的发展，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计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原先那种“早晨”、“上午”、“中午”之类的计时方式，已经完全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

那种一等就是一个时辰的工作方式，已经开始阻碍成都、青岛等地的发展。

朱厚炜顺应工作方式改变的要求，把原始的摆钟弄了出来。

原先的历史上，摆钟是在1657年由荷兰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惠更斯发明。现在是1507年，要等西方人发明摆钟还要再等150年。但对于已经掌握钟表技术的科学院来说，原始的摆钟并不是十分复杂的玩意，完全可以提前发明出来。

这种钟表利用钟摆来回运动的等时性计时，利用擒纵结构转动针盘。科学院在去年三月就画好了结构设计图，然后就组织钟表厂实验制造。

制造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小问题，辗辗转转研究了大半年，直到去年十一月才制造出成品。

因为这个时代的技术比较粗糙，摆钟内部各种齿轮摩擦力比较大，做出来的摆钟每五分钟就要重新手动给摆锤上力。这样的摆钟显然需要专人斥候，否则走五分钟就渐渐停了。

再有钱的大户人家，也没有需求专门雇一个人照顾钟表。整体来说，现在的摆钟还不具备转化为私人商品的水平。

不过做成钟塔就不怕技术粗糙了。

朱厚炜做的钟塔高二十八米，使用钢筋水泥做梁柱，墙面砌砖，足足有八层楼高。在钟塔的里面有五个人专门维护，每过几分钟就重新给巨大的摆锤上力，保证摆钟始终拥有完整的动力，走时准确。

数学家吴敬和王文素把时间全天分为二十四个小时。钟塔上四个面都有巨大的表盘，每个表盘上都有时针分针，显示现在是几点几分。钟塔最顶端还有铜钟一个，白天时候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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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正点钟塔里敲一次铜钟，向全城人宣示现在的时间点。

有了这个高耸的钟塔，成都和青岛的百姓生活大为改变。从今以后，计时就精确到分钟了。

当然，各地的钟楼都在陆续建造中。按照朱厚炜的规划，以后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万人的城市，都要建立钟楼一座。

这天，蔚王府左长史严嵩正和来青岛处理海通城出兵事件的兵部郎中刘大夏走在青岛的道路上，突然听到钟塔铛铛的报时声音。 刘大夏(1437年1月31日-1516年6月29日)，字时雍，号东山。湖广华容(今属湖南)人。明代名臣、诗人。刘大夏举天顺三年(1459年)乡试第一。天顺八年(1464年)，登进士第，授翰林院庶吉士，历兵部职方司主事、郎中、广东右布政使、户部左侍郎、右都御史等职。弘治十五年(1502年)，升任兵部尚书。刘大夏深受明孝宗宠遇，辅佐孝宗实现"弘治中兴"，与王恕、马文升合称"弘治三君子"，又与李东阳、杨一清被称为"楚地三杰" 。明武宗即位后，刘大夏屡疏请辞，以太子太保衔归乡。刘瑾专权时，被罚戍肃州。正德五年(1511年)，遇赦返乡，旋即复官致仕。正德十一年(1516年)，刘大夏去世，年八十一。追赠太保，谥号"忠宣"。

刘大夏这次来青岛主要是奉朝廷的命令查看对朝鲜的备战和青岛水师的情况，刘大夏的刘家代表着北京大多数官员家族在工商业中的利益。刘家顺势还攀上了朱厚炜这辆快车，要把生意做到青岛来。

刘大夏带着家里的亲戚进入青岛，朱厚炜让严嵩出来迎接招待。

严嵩停住了话茬，仔细听了一会，说道：“刘郎中，现在是下午四点，也就是申时中了。等到那时针转到四十的位置，也就是再过三分之一个时辰，我带你去青岛提督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