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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七月流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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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成子爸发火,向来夫唱妇随的成子妈妈也就不再撒泼了。

抽泣着回到里屋,取出了一个头巾包扎的包裹。

打开之后,里面全是五元、十元、五毛、两毛之类的零钞。

大成子惊讶的瞪大了双眼,他从未想到家里有这么多的钞票。

平时货郎挑子到庄上,问妈妈要一分钱买个糖豆,都要嚎哭上老半天才能得逞。

如今全让小叔拿走了,大成子一下嫉妒了起来。

“他小叔,你也知道,前几年都苦死了。你们老王家欠外边的陈年烂账,一半都是你二哥还上的。这两年我们累死累活,日子才稍微好过了些。这点钱将来你就是摔锅卖铁也要还给我们,都是留着给你侄子们娶媳妇上学用的。”

妈妈把零钞一张一张点数后重新包好,郑重的交到小叔手里。

“放心吧二嫂!一定还一定还!要不我给你立个字据!”

小叔欣喜万分的接过包裹,一个劲的给成子妈道谢。

“立字据就不需要了!我们都是睁眼瞎子,也看不懂!你们王家老的小的都在场,将来还不还钱就看你王世忠的良心了!”

妈妈卫兰又恢复了常态,在婆家叔伯面前,她给足了成子爸爸面子。

大成子还记得,那天夜晚爸爸和妈妈整整争吵了一夜。

这也是从他记事以来,父母争吵最厉害的一次。

爸爸一早就出门了,妈妈红肿着双眼挺着大肚子,起来给全家人准备早饭。

那天妈妈看大成子,也是一百个不顺眼。

一点小事都能惹她勃然大怒,死孩子、孬孩子的骂他。

晚上大爷大娘过来,大娘声泪俱下的劝慰妈妈,声讨了老王家一百个不是。

妈妈卫兰的这口恶气,才算暂时消停了下来。

十天以后,爸爸满面风尘的从外边归来了,交给了妈妈一沓子纸币。

这沓沾满汗水的钞票,终于扫去了妈妈满脸的阴霾。

她原谅了爸爸,恢复了往日的勤劳和笑容,全家人又能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了。

后来毛丫告诉大成子,爸爸王世川那段日子不在家,是和军子堂哥他们到内山扛树去了。

别人两天一趟,每次扛一棵杉树,成子爸爸却是一天一趟不分昼夜,而且每次扛两棵杺条。

如此不要命的苦干,半个月的回报是五十元的血汗钱。

把借给小叔的那笔积蓄,补回了一小半。

也许让妻儿吃苦受累,舍小家为大家,成子爸爸自己也不好受吧。

所以他要用这种舍命挣快钱的方式,把损失补回来,也算是对妈妈卫兰的一种赎罪了。

那时候山区的木材、毛竹交易都是有计划的,一般人很难搞到指标。

社员私自进大别山腹地扛树、扛毛竹,属于投机倒把,是一种不能公开的违法行为。

扛树人所走的路线,都是没有人烟的山间小路,乘着夜间悄悄的出山。

而木材的买家也会事先联系好,到了约定的地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自留地、家庭副业半放开的那几年,农家的生活日渐宽裕,对于内山优质木材的需求也越发多了起来。

谁家儿子结婚、姑娘出嫁,需要盖房子做家具,都会联系本地的老木匠。

价钱谈好之后,木匠才会找可靠的熟人进山扛树。

这样的交易,不管是卖树的山民,扛树人,还是山外的买家,都是各取所需。

已经形成了一条不能见光的产业链,很早的时候就在计划经济的外围悄悄进行了。

有点像后来边境贸易中的走私,“价格双轨制”时代的倒买倒卖,又像严格外汇管制时期的“黑市交易”。

在那个时候,不出工劳动,一门心思做副业,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们才干的事情。

像成子爸爸王世川这样出身不好的本分农民,一个家庭的主心骨,没有被逼到绝路上,一般都不敢从事这样的营生。

尽管扛树很挣钱,只要肯吃苦,一个月的收入就能超过在生产队全年的工分。

所以回家的第二天,王世川就老老实实的出工去了。

而妈妈卫兰,则回了趟姥姥家,买回了两头黑猪崽。

她现在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接济成子小叔的损失,全部的再挣回来。

妈妈每次上工,都会带上一个大竹篮子。

傍晚收工的途中一路打着猪草,等走到家,三头崽猪一天所需的草食就全都准备好了。

妈妈年轻时候的那种勤劳,就像虔诚的清教徒一样,勇敢、无私、而又执着。

简直就是一位不屈的女斗士,为了家的信仰。

那是一个娃娃亲盛行的年代,刚子和狗蛋都有摇篮亲的对象。

那时候的农村男多女少,讨不到老婆的老寡汉小寡汉成堆。

如果不在男娃们小时候就把亲事订好,等长到十七八岁,本就不多的资源早已分配殆尽。

这个时候再想讨一房中意的媳妇,可就比登天还难了。

所以指腹为婚、枕头亲、摇篮亲、娃娃亲这类乡村文化,不能一概以落后封建的乡俗下定论。

它们既是时代的产物,又具有时代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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