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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9章 生前屹立万山巅,死后恶名已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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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瑀是一个有操守的宰相,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封德彝开始作妖。

  在过往的工作中,两人配合如鱼得水,但现在不和谐的一幕出现了。

  早就商量好的方案或结论,封德彝即使已经同意了,但在朝堂之上,他向李世民奏事时,却经常临时反水否认。

  这让萧瑀平白无故,做了多次言而无信的烂人。

  当面红脸,背面黑脸,两面三刀,十足小人行径。

  这让萧瑀和封德彝产生了不可弥缝的裂缝。

  这让萧瑀经常失信于李世民,或者出现了混乱。

  这对于一个久经政坛,且老于政事的宰相而言,是不可接受的错误。

  更重要的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也在旁边煽风点火。

  当萧瑀遭到房杜的联手排挤之后,心中怏怏,颇有不平之气。

  于是,他向李世民上书,言为心声,自己尽忠尽力,一心为国,却被排挤打压,词旨之间,难免寂寥落寞。

  这种明显的情绪化,让李世民感到压力和不满,他对萧瑀开始失去耐心。

  构建以房杜为中心的宰相群体,是李世民的必须,也是必需达到的目的,即使曾经功高位崇,也已成过往。

  今时今日,重用自己更熟悉的宰相们,大干快上,已是大势所趋。

  大浪淘沙,前浪死在沙滩上,潮流滚滚,又哪有人情可言?

  况且,让自己的心腹熟悉政务之后,他父亲李渊的宰相们,也应该功成身退了。

  新人终要上位。

  李世民找到了一个机会,一举黜退了李渊的两大核心宰相。

  陈叔达旁观者清,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本是梁国和陈国皇室后裔,天生就带有家族不和的因子,流淌在血液之中。

  令人无法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贵为宰相,人臣顶峰的萧瑀和陈叔达,竟然当着李世民的面,直接干起来了。

  他们都是居于帝国权力顶层的政治精英,在皇帝李世民面前,竟然如泼妇般当众对骂,声色俱厉。

  两个人甚至都准备撸起袖子干一场。

  他们的宿怨,其来有自。

  但萧陈两人公然咆哮朝廷,已和市井小儿无赖无异。

  朝臣们相顾愕然,完全不知所措。

  萧陈两人公开而低级的争斗,既失体统,更失为臣之范,这已经可以算是一个政治丑闻。

  李世民顺水推舟,将他们二人安上一个“不敬”的罪责,全部免去宰相之职。

  但他们两人最终的境遇,却还是大有不同。

  陈叔达自此再无建树,消失于贞观的政坛。

  但萧瑀却在李世民一朝,五上五下,还三度参预朝政,但当他再次复出时,他身上李渊的标签,已经磨灭不见。

  他已变成李世民一朝忠贞而有用的能臣。

  萧瑀是一个经世致用,值得尊敬政治家。

  和萧瑀的贬退不同,封德彝和裴矩却得到了善终,上天给了他们难得而珍贵的自然老死机会。

  封德彝并没有空负天下第一揣摩之才的美名,他在无数个政权之中游刃有余,位高权重。

  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某日,他在尚书省批阅文书时,身体有恙,为示尊重,李世民用皇家之辇将他礼送回家。

  但封德彝大限已至,很快就逝世了。

  他完美诠释了活到老,干到老的定义。

  这本来是一个完美的,可以口耳流传故事,但他的传奇并没有结束。

  封德彝死前尊荣,但死后却被李世民清算了。

  当然,这是他咎由自取,也是他的性格使然。

  他当年在太子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争斗之中,往两方都押了注。

  表面之上,他认可李世民,但在私下和李渊的对答之中,却又转而支持太子李建成。

  这其实是一种政治的常态,首鼠两端,漫天押注,以期得利。

  但封德彝却是真正的老手,也是高手。

  他将这件事情做的非常隐秘,朝野上下,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

  天道有眼,他死后数年,当年之事,被翻出来了。

  但对他的最终清算,要等到他死后的第十七个年头,唐临才给李世民上了一道奏折。

  唐临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他写了一本并不太正经的书籍,叫做《冥报记》,或许他成书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封德彝因果循环的例证。

  唐临在奏折中写道:“(封德彝)苞藏之状,死而后发,……罪恶既彰,宜加贬黜。此而不惩,将何沮劝。”

  他虽然已经死去了十七年,但李世民心中明显憋着一口气。

  死的再久,也要将他揪出来,死后算账。

  欠的账,总是要还的。

  虽然无法惩罚他本人,但要让他在青史之上,留下他肮脏的名字。

  李世民让大臣们详加商讨,哪种惩罚是合适的。

  情况非常明显,皇帝有意追究,能拿出来讨论,就必须要有一个结果。

  这和中国传统政治之中,己身之罪,盖棺定论的传统大有不同。

  这也涉及到一个深层的问题。

  在坐的每个大臣,都可能不是那么干净,再加上政治的风向会转变,如果死后很久,还要接受严厉而彻底的制裁,他们今天举起的屠刀,明天就可能落到自己头上。

  朝廷之上,激烈辩论。

  各种处理意见都有市场,都有合理之处,包括最彻底的和最严厉的惩罚都被提出来讨论。

  最后,经过妥协,大臣们商讨出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民部尚书唐俭下了一个结论,“罪暴身后,恩结生前,所历众官,不可追夺,请降赠改谥。”

  最后,朝廷赠与的实封被收回,死后的赠官,也被追回,但最具侮辱性的惩罚,却是将他的谥号改了。

  这个处罚,没有罪及他的后人,但对于封德彝这种级别的大臣来说,却比在当朝直接杀了他,还要难以接受。

  他的谥号,被改为“缪”。

  这是个恶谥,是错误,名不符实,奸诈之人才能得到这种丑恶之谥。

  死后被改恶谥,想必封德彝泉下有知,也心有戚戚。

  封德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二面三刀奸臣的代名词,名污青史,被万世指点。

  裴矩虽然也是自然老死,但他的结局,却比封德彝要好的多。

  他在杨隋一朝,以西域第一专家知名于世,他呕心沥血,写有一本《西域图记》,为隋朝经营西域立下汗马功劳。

  但他在炀帝杨广后期,却也只能与时俯仰,随波逐流,再无建树,只不过是明哲保身而已。

  但他迎来了第二春。

  入唐以后,在李渊和李世民治下,他却并没在展示出佞臣的色彩,反倒多有匡助,也不枉背上一个两朝三代宰相之名。

  裴矩在李世民一朝,已是七八十岁高龄,但却励精图治,精神不衰,完全以天下为己任,足为忠臣。

  在李世民的钓鱼执法中,他还拂逆过李世民的龙鳞,进谏忠言。

  当日,李世民为了整顿吏治,解除贪腐问题,曾经想过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人假扮行贿的人,去向官僚贿赂。

  他选择的突破口,是当时民愤较大的实权执行部门。

  毫无意外,有人上当了,有一个官吏收受一匹绢。

  为了明正刑典,也为了杀一儆百,李世民下令将这个受贿的官员立即斩首。

  这显然不是李世民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一个治国方案的组成部分,背后必然有他存在的逻辑。

  但裴矩敢于拂逆李世民的龙鳞,他站出来反对。

  裴矩言之凿凿地向李世民说:“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以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

  这其实也代表了一种治理天下的理念,当以堂堂之法治天下,不取巧,不走近道,也不走偏锋。

  大国,就应当有大国的规矩和尊严。

  当年正是李世民年富力强,虚心纳谏的贞观初年,他从谏如流,召集全部的臣僚,当着他们的面,虚怀若谷地说:“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李世民此举,大有深意。

  当朝为官者,承隋而来,自然知道裴矩在杨广一朝的名声,怎样也不能算做忠臣和直臣,但现在连他都敢开始向李世民进谏,这显示了新朝和新王的力争上游,导人以谏的胸怀和抱负。

  真是泱泱大国之风,洋洋贞观之神。

  李世民贞观一朝,贞观之治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君臣一心,一个敢讲,一个愿纳,并且落到实处。

  这种融洽的君臣关系,主要是由于李世民得位不正,他比别的君王更想证明自己,所谓“逆取顺治”而已。

  他以一种内在的严格自律,承接了臣下们了无遮拦的进谏,这来源于他内心的耻辱感和一心建功立业的内驱力。

  毫无疑问,在贞观初年李世民更加从谏如流,相比后期要更加明显和典型。

  人在成功之后,必然松懈,也是人性使然。

  但人不可能一直生活在真空的环境之中,明君也需要有放松的时候,李世民也概莫能外。

  宇文士及就是这样一种润滑油,他也是李渊一朝的七大核心之一,但他是那个最不重要的一个。

  他并没有什么政治才干,更没有什么建树,但耐不住他是皇亲国戚,是李渊的大舅子。

  但真要几十年挺立于帝国的中枢,还是要几分真本事的。

  宇文士及就有两点足以安身立命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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