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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3章 掠地虽广根未稳,西边猛虎出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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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充号称隋朝第一大状,律令条文是他的专长。

  即使不能解决长远的根本问题,也要解决近在眼前的实际问题。

  为了防止叛逃,他实行了二种方法:一是人质法,二是连座法。

  他精通法律,因而在条文上更加详细和严厉。

  连座法规定,一人亡叛,全家上下,不分老少,全部被杀。

  但是,他创新了一种检举法,允许父子、兄弟、夫妇互相告密,从而可以免除本人的罪过。

  社会最细末节的家庭,被王世充牢牢控制。

  另外,王世充推而广之,也加强了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互相制约。

  他规定,五个家庭为一个单位,有一家逃走,另外四家,全部被诛。

  仅仅靠暴力和恐怖,当然不能长久治理国家,却似乎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但反噬也一样严重。

  王世充的新政实行以来,出现了反效果,这就是“二多”,杀人越多,逃跑的民众也越多。

  对于将领的制约,王世充主要采取的是人质法,在他们出征之时,将他们合家老幼都留在洛阳。

  但因为打击面和惩罚力度的无限扩张,要想拘禁这些违反规定和有罪的人,仅仅依靠原来的监狱系统,是远远不够的。

  王世充因时因势,又发明了大狱法。

  他将整个洛阳宫城变成了一座大监狱,经常关押着上万罪犯,管关押,却不管生死。

  吃喝拉撒睡,疾病医疗,都成了大问题。

  洛阳城自隋末战乱以来,苦难沉重,和李密连年大战,粮食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现在王世充大狱一开,更是引发了严重的危机,在宫城的大狱之中,平均每一天,都有数十人死亡。

  但王世充的政策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他迅速稳定和控制了局面,拥有一个看似稳固的洛阳城。

  他击败李密,火拼东都政权后,现在不仅是洛阳之王,更已是名副其实的河南霸主。

  不想当皇帝的造反不是好造反,王世充一样憧憬着他郑国的旗帜能插遍中国大地。

  掠地扩张是必须的。

  全国性的目标,还很遥远,王世充比较现实,他采取了较稳妥的扩张方式。

  那就是先尽量接收李密系统将领的投降,这是一种最直接有效,也是最容易成功的扩张方式。

  李唐因为需要先解决西方和河东的威胁,暂时无心无力经营河南。

  原李密一系缺乏足够的主心骨重振旗鼓,加上和李唐之间远隔了发展炙热的王世充,河南出现了权力中空。

  弱小的地方势力,他们没有多少选择,只能投靠在王世充的大旗之下,树大好乘凉。

  整个河南大地,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尽入王世充麾下。

  形势似乎大好。

  当然,在李唐的招抚之下,也有极个别的硬骨头。

  雍丘李公逸就不肯臣服王世充,他想跟着李唐混,但大小有别,强弱不同,在王世充优势兵力的进攻下,雍丘毫无意外被攻下。

  在这期间,李公逸也多次向李渊请求支援,但远水不解近渴,李渊以双方之前隔着王世充的郑国为由,拒绝发兵直接支持,而坐视雍丘陷没。

  王世充问了李公逸一句话,这代表了当时河南地方势力的心态,他问道:“卿越境臣唐,其说安在?”

  情理之中,不出意外,王世充的河南的招抚大获全胜。

  但他的对外扩张之路,却并不顺利。

  往东,他和河北之王窦建德结下了梁子,自从徐世绩归顺窦建德后,黎阳自然而然地成为河北和河南势力的交界点和缓冲区。

  但王世充想打破这个平衡,他发动了一场向东扩张的战斗,烽火直接烧到了黎阳城下。

  来而不往非礼也。

  窦建德决定给王世充一点脸色看,让他知道,安稳呆在河南,维持均势,才是上策。

  作为回报,窦建德立即发起了殷州之战。

  破城之后,杀人放火,抢夺财富和人口,扬长而去。

  窦建德收获了一个宝贝,那就是日后他手下第一大将刘黑闼,此战之中,他向窦建德俯首称臣。

  自此之后,河北刘黑闼这个名字,将成为李唐王朝最强悍的对手,其声名响彻长空,历久而不息。

  所有的尊重和地位,都是实力拼杀出来的。

  王世充感觉到窦建德的怒火和力量,他认怂了。

  于是,在东北面的战线,他和窦建德心照不宣地保持了现状。

  但王世充在东南方向却收获颇丰。

  他转向攻下徐州,于是,黄河淮河之间,这片最富饶的土地,全部归入他的版图。

  他向南的扩展,也取得让人满意的效果。

  随着显州田瓒的归降,南至襄阳的大片土地,也全都改姓王氏。

  王世充占据了中原大片的领地和人口,成为无可置疑的中原霸主,但他郑国的统治也面临很大的风险。

  这些地方势力的归属,其本质都是松散的羁糜而已,他们对王世充的郑国政权,既没有认可度,更谈不上忠诚度。

  他们只认一个理,也只能认一个理,谁强就跟谁。

  这是一个悖论,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没有选择的权力。

  这是夹缝生存的小势力的悲哀,也是几个大势力,经常可以一战定乾坤的由来。

  这种统治当然并不牢固,在李唐和王世充的战斗中,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

  王世充往西面的扩张之路,就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西面,是李唐的天下。

  他们很早就打过交道。

  当年李渊刚入主长安时,李密和东都政权激战正酣。

  李渊刚立稳脚跟,就做了二手准备。

  一方面自视为隋臣,一方面想顺势攻下东都洛阳,他以隋臣的名义,曾经派遣李建成和李世民统帅十万大军,赴东都洛阳,以江湖救急。

  但激战的二大势力都不领情,李唐和他们在洛阳城下,擦肩而过。

  和李密是一触即退,双方遥相观望,保持默契,互不打扰。

  而东都政权却视他们为国贼,李唐认为是“相救”东都,而东都视他们为侵略。

  李唐军队立即发现了他们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面临腹背受敌的风险,并且也捞不到好处。

  撤军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他们知道东都政权不会失去追击他们的机会,于是,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埋伏好军队,将东都的追兵,一路反杀到洛阳城下。

  此战李唐军队大获全胜,斩首四千级。

  但最大的收获,却是在潼关之东,河南之地,新设了新安和宜阳二郡,作为进攻山东之地的桥头堡。

  来日不长,必下洛阳。

  这一直是李唐的既定战略,当李世民解决了刘武周和宋金刚,稳固后方,洛阳就是他的下一站。

  并且李唐展示了超高的军事动员能力,李渊似乎没有任何耐心,也不愿做任何等待。

  李世民四月击溃宋金刚,五月班师回长安,六月就重整装出发,东出潼关,直指洛阳。

  这真是一具可怕而高效的战争机器。

  兵贵神速,这其实也是时势必然,李渊在抢时间。

  他必需在王世充没有站稳脚跟前,就和他决斗,每提早一天,都可以让王世充的战略优势丧失一分。

  事实证明,李渊确实老谋深算,因为王世充虽然得到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但却根基未牢,只要李唐在外部施以压力,就足以让王世充的政权地动山摇。

  压力之下,才能让对手出错,那就是自己最佳的出手时间。

  李唐王郑二国,第一次在正面战场,正式交手。

  正式交战前,双方都想在政治和外交上给自己营造优势地位。

  毫无疑问,突厥成了双方争夺的最大的焦点。

  突厥再一次站在顶峰,他们是亚洲事实上的霸主,尤其是北方邻近突厥的割据势力,如果没有突厥的支持,就无法立足。

  李渊同样无法避免这种命运,他自太原起兵,就一直尊奉突厥为背后的谋主。

  李渊信奉财帛动人心的规则,倾其所有,向突厥人供奉金帛女子,丝绸绢帛,加上他刻意迎合尊重突厥的使臣,因而一直和突厥维持了至少表面上的亲密无间。

  但突厥最大的利益是保持中原大地各路政权的平衡。

  当各大势力都无法吃掉对方时,才需要仰仗突厥的力量,他们才能利益最大化。

  所以,当刘武周进攻河东之地,他们虽然给李渊支援了二千出工不出力的人马,表面上说是协助李渊防守,实际上却按兵不动,既可监视,又可乘机浑水摸鱼。

  但同时,突厥人也派出五百精兵给刘武周冲锋陷阵。

  这看似矛盾,实际上才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唯恐天下不乱,唯恐群雄不战。

  越战越乱,越乱他们就会越强。

  二边下注,各路通吃。

  这支二千人的部队并没有空手而归,他们回归突厥时,自太原城往北,一路沿路抢劫掳掠了无数美女财宝。

  而李渊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力量去阻止突厥人的暴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直接的抢夺,当然可以增加财富,但远不如让培植的势力,打得热火朝天,就可以恢复昔日“南面二儿孝顺,何忧贫也”的舒服滋润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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