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南京，南京。

驶向南京像坠入一场梦。记忆里，我和弦弦去南京的次数很多，肯定要多过去上海。但我记不清江元离南京有多远。有时候很近，有时候很远。我怕晕车，所以一上车就闭上眼睛尝试入睡，总是迷迷糊糊间就到了，仿佛抵达南京依赖的不是车辆的奔驰，而是睡眠与梦境。

我们正穿行在湖底，经由一条隧道，从江元赶往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头顶看不见的湖面或许正如三天前的峡水湖一般波光粼粼。黄老师的车下降到隧道里的那一刻，我感到我们正潜入一面平静的镜子。

黄老师带着四个男生，此外还有四个女生在周老师车上，岳隐和姐姐都在。我坐前排，因为最高也最占地方。后排是米乐和阎希，以及戏剧节上扮演小王子的同学。今天在停车场见到时，我和米乐就远远地喊他“小王子”。阎希本想告诉我他的名字，他却说喜欢被我们这么称呼，索性不说了。他是个不太爱说话但很博学的人。我们和阎希聊峡水湖游乐场和之前的球赛，他就安安静静地听。当我们谈到阎希上场比赛的助攻帽子戏法时，小王子告诉我们，“帽子戏法”一词源于《爱丽丝梦游仙境》，之后成为了板球术语，最后才指足球赛中单场打入三球的壮举。

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可以拿走比赛用球作为纪念，阎希你拿了吗？他问。阎希摇了摇头，说自己是三个助攻而不是三个进球，而且市长杯的比赛用球是学校提供的，体育老师大概不会允许他拿走学校的公共财产。平时比赛不行，但决赛呢？小王子继续说。决赛不是在江元奥体中心吗，球肯定也是主办方提供，说不定会作为纪念品赠送给戴帽的球员。决赛也太遥远了，我们才刚刚打进八强呢，阎希说，何况小组赛单场打入三球都是难得一见的，能在决赛舞台上上演帽子戏法的人恐怕是天神下凡、球王附体吧。我们笑了，空旷的停车场上，我们的脸被吹得红扑扑的。没多久，一辆车的前灯闪了闪，黄老师到了。要是在平时，我们仍会毫无顾忌地说笑，然后和黄老师一同聊这些话题。但我们今天都严肃了不少。老师走到跟前，都很礼貌地问好，接着乖乖地钻进车里去了。

星期二，按理说吃过午饭我们就该回去午休，养精蓄锐等待下午上课。但我们四个都请了假，学校选中我们去南京参加和平集会。今天是12月13日。南京离江元一定很近，近到我们这些小孩从小就知道这个日子意味着什么。不知学校为什么挑选了我们，但我想每个人都非常愿意参加这次活动。昨晚米乐在宿舍告诉我他被选中时，我们俩都有些诧异，但又深知此行的严肃与重要。或许是学校是想让外地来的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本省的历史；也可能是黄老师的推荐，因为国庆作业里他写过参观纪念馆的感受，那篇作文成为了范文。而曾给米乐做过导游的我兴许也因此沾了点光。[1]

黄老师，我外公外婆都是南京人呢。阎希说。他们肯定希望我去的。

嗯。手握方向盘的老师点了点头。这很好。

车连续不断地行驶在悠长的隧道里。湖水一定在我们的头上流动，像漫长久远的历史。我听不见声音。车内的沉静使我们困乏了。一点多，平日里午睡的时刻。隧道里迷蒙的灯光与影子翻动着，在耷拉的眼皮前。我们似乎成了躲藏于光影中的匆匆过客，正在通过绵延不断的时间，驶向记忆的深处。我闻到了一股苦味，或许是汽油和胆汁的混合，小时候晕车时的味道。但我在打瞌睡，睡眠是安全的，它使我躲开眩晕与不适，像沉入湖底，那一片没有波澜也没有悸动的黑暗中。

大地是苦难的。我的脑子里跳出了这句话。从梦中醒来，听黄老师的一声“到了”，打开车门，走进十二月的料峭寒风。大地是苦难的，正如北方是悲哀的，昨天国旗下的讲话是14班同学的诗朗诵，我还记得“北方是悲哀的”是一首长诗的开篇。再次看到那倾斜的雕像与厚重的云下肃穆的纪念馆，我浑身冰冷，失去温度的同时感到灰色在凝结，不由得往米乐身边靠了靠。其实大家都在缩短彼此间的距离，没有人说话。我们像四个低年级的小学生，互相挨着，仿佛是群在寒风里依偎取暖的小兔子，寸步不离地跟着黄老师往纪念馆的报告厅施施而行。

灯光是明亮的，暖气也开得很足。在报告厅的后排，我们找到了属于一中的座位。一一落座后，老师没说什么，我们也一言不发，似乎只是通过互相看看眼睛确定彼此存在。大大的报告厅里除了走动时的脚步与羽绒服的摩挲声外再无其他响动，这种沉默和寂静如青绿的藤蔓在无形之处攀爬生长。要是有点绿色就好了，就像几天前我重见光明时闪烁在眼前的绿色，它是珍贵的，在寒冷与干枯的时间里。我看到阎希把胳膊搭在了座椅的扶手上，小王子的胳膊又自然而懒散地叠在了他的上面。我们都在等待。

“老师，学学为什么没来呢？”米乐忽而开了口，大家也都望向黄老师。他没有马上回答，思考般地低了低头。

“老师，我是说，我们上次替空难的遇难者默哀，学学手上缠过黑纱。我觉得他特别善良，应该也很想来参加今天的和平集会吧。”米乐接着说。黄老师依旧没有回答，伸出手来拍了拍米乐毛茸茸的小脑袋，善意地笑了笑。

学学呀，真是个怪怪的人。总做出一些让我摸不着头脑的事，有时却也会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要不是穆铮告诉了我们，我决不会猜到他是黄老师的孩子。即便他们俩都给人一种不受拘束的轻松感，但老师毕竟是老师。学学好像永远精神饱满，有无限的激情和斗志，却总说什么“该死”，一副对很多事都无所谓的表情。我不是讨厌他，就只是针对他的口头禅：我实在不喜欢动不动把“死”挂在嘴边。

死是不可以随随便便提的，在过年的桌边我被长辈们教育过。或许是它本身太沉重了。一个人的死是悲剧，而几十万人的死更是民族的苦难与伤痛。但是……学学是个不尊重生命的人吗？不是，决不是。我们都看到了那天举向天空的手指和飘飞的黑纱。相信在今天的大课间，集体起立的默哀中，学学和我们一样，低着头，在短暂的时间里思考过自己与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的苦难的联系。

会不会是这样？一个人越注意一件事，就越会在别人面前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是不是也有点这样？其实，我就很在意弦弦呀。他还在的时候我就很在意，他不在以后我更加在意，越来越在意。可他还在的日子里，我对他一直不怎么好吧，老是故意气他欺负他，也许我在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他的在意？真蠢。我应该对他更好一点。

但学学为什么这么在意死不死的事情呢？他明明健健康康的，家里人也都过得很好……

也许只是我离他的生活太远了吧。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算知道了又怎么样呢？我们谁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可日本人为什么要屠杀？他们是怎么屠杀的？多年以前，作为首都的南京在地狱般的日子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被杀害的同胞叫什么名字？是怎么生活的？有太多事情是我们这些小孩不了解的了。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要来到这里，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看着走上讲台的人，听着他们穿透历史烟尘的话语吧。我们不能遗忘这段历史，就像我们不能遗忘自己的记忆。要是我忘记了弦弦，我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哥哥。同样，要是我们忘记了过去，只把它当成漫长时间里一个可有可无的小石子，看到了就踢开，那也是没有良心的。那都是生命，人的生命。它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我们能真正接触并复原历史吗？我听到正在发表演讲的人谈到了一位学者，她就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写出了书，成果卓著，很了不起。

可是她自杀了。大家现在在怀念她、纪念她，但她不在这个世界上了。[2]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问黄老师。也许他能解答我。在我看来他懂很多东西。可是我沉默着，他也沉默着，所有人都在沉默。这是礼貌。我明白，不能在别人说话时插嘴或窃窃私语，但我真的好想知道。

是不是她真正接触到了那段历史，看到了那种黑暗、暴虐、残忍，那种人无法承受的罪恶？就像一个围着炉火的人，只能把手放在火边烤烤，不能真正把手伸进火里，不然手就要被烧焦。或是一个往湖泊深处慢慢走的勘探员，走得越来越深，就越来越了解湖泊的水质，但最终会被冰冷的湖水吞没？我不清楚。

有四位老人走上了台。颤颤巍巍，远远望去，他们的面容好像老去的树木。工作人员帮他们搬来了椅子，但他们没有立即坐下，而是不约而同地对满场的人行了一个军礼。他们的手在颤抖，胳膊勉强地抬起，像一段干枯的树枝，礼敬得也不是那么笔直标准，但他们非常努力了，沉重的岁月一定在他们的身体里注入了铅，但仍未使他们忘记自己的身份。一定是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军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