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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7章 借着外敌的压力,搞大明自己的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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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姓窃明正文卷第387章借着外敌的压力,搞大明自己的变法既然朱树人心中已经定下了未来整整二十年的对外反击时间表,那么后续这些年里的大明内政建设、种田攀科技规划,自然也都要为这个时间表服务。

  当然了,朱树人内心的想法,是无法直接对内阁成员披露的。

  因为这里面的很多决策依据,尤其是他对准噶尔部等卫拉特蒙古未来对中原王朝的威胁、罗刹人对中原王朝的威胁,都只是来自朱树人前世的历史知识,这是没法对外人铁口直断报答案的。

  也就眼下第一个七年周期内,对缅、越动手的计划,勉强可以拿出来,跟史可法、张煌言他们透露一下。毕竟这个第一阶段,明眼人现在就能看出来。

  李定国汇报回来的缅、越不恭之状,侵吞云南那些摇摆土司,都是实打实的罪证。连史可法也理解,只有敲打一次,他们才能彻底认清现实,让中南半岛上那些政权知道大明这次是彻底中兴了,跟以前不一样。

  而朱树人觉得,史可法也只要理解到这一步,就够了。

  因为史可法已经六十多岁,他未必能活到这个七年计划执行结束。就算逆天高寿,到时候肯定也已经告老致仕,离开权力中心了。

  后面两个七年计划,只是朱树人张煌言这些中枢重臣,以及李定国郑成功那一代武将操心的事儿。

  ……

  自己心里有了数之后,朱树人于1663年四月底,一个初夏农闲时节,在南京城外、江宁博物院里,召开了他的“未来七年计划会议”。

  江宁博物院这地方,如今也算是大明的科学圣地了,自从隆武三年开始建设,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五年。

  当初分别建设的各种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统统被合并到一起。由工部下属的大明科学院,再派出一个机构统一管理。

  工部是部级的,大明科学院就是司级,主官理论上应该是郎中级别,不过因为朱树人对科学工作的重视,事实上会额外给加侍郎头衔,分管科学院工作。这就好比后世的“副部直接领导司局工作”。

  因此科学院下面各级单位的待遇也水涨船高一律升半级,博物院的负责人也就不再是工部的主事,而是一个员外郎。

  它的工作也不仅仅是进行这些实物展品的研究和展示,还涵盖了编写出版各种科普读物,搞搞面向大众的科学扫盲。因为这种著作需要的绘图印刷非常复杂,大明还特地在印刷科技方面做了些优化,近年来甚至能印刷彩图的博物学图志了。

  经过十五年的建设,江宁镇周边俨然已经又成了一座南京新城,繁荣程度完全不亚于南京城内。博物院的园区也比一开始又扩大了好几倍,还有无数的疗养院和会务场所开在这片鸟语花香的土地上。

  此前跟满清相持的那些年里,还有不少朝中文官对于江宁镇这边的科技和工程研究机构建设,提过一些微词。他们倒也不是反对搞这些建设,只是纯粹觉得“要害部门应该造在南京的城墙之内,哪能在郊野小镇如此大兴土木”。

  这要是将来南京城再遇到外敌,有蛮夷打过来,城内还能靠城墙和守军维持,城外的设施不都白给了么?

  而只有朱树人知道,以当时南京城发展繁荣了数百年的现状,城内都拥堵成啥样了,一堆的达官显贵置业。如果非要在南京城里造,那摊子肯定铺不开,还处处掣肘,环境也不适合搞“大学城”。

  所以,为了尽可能圈地,肆意发展,朱树人宁可在城外。

  反正只有他清楚,随着炮兵火力已经发展到如今这个时代,未来的国防必须要靠拒敌于国门之外,至少也是依托一道道边境防线和机动兵力弹性防御。

  传统的城墙,价值只会越来越低,所以有没有城墙保护,根本不重要了。

  未来南京城的城墙,只会渐渐演变为一种文物的存在。说不定将来还要靠类似于历史上林徽因提出的“可以把北京城城墙的顶部改造成人民公园”设计方案,才能让城墙免于被工业化进程拆毁。

  既然如此,朱树人提前在江宁镇上搞科技和工程研究,将来渐渐弄成南京新城,反而可以变相保住南京的城墙,让统治者不用担心“不拆南京城墙就没法在南京搞工业化”。让有城墙保护的旧城区,将来就只承担政治职能,其他职能都可以交给城墙外的新城区。

  ……

  “数年没来江宁,没想到此地繁荣,已不亚于京城之内了。殿下真是高瞻远瞩,泽及后人呐。”

  年老多病的史可法,已经好几年深居简出了,连南京城墙都很少出。此番朱树人召集会议,他才被人抬着来散散心。

  一看到江宁镇上的博物院和一堆科研机构、工业工厂的景象,就让他生出恍如隔世之感。他甚至觉得,以后要是可以不用上朝,不如就在城外这儿找个疗养院养老了。

  周遭奇花异草珍禽异兽那么多,一看就鸟语花香心旷神怡,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

  “宪公喜欢,随便找一所疗养院占下便是,这有什么——放心,不是国之公器,都是沈家的产业,借住而已。”

  朱树人当然是直接慷慨疏财,尤其他知道史可法的脾气,还是比较清廉的。他也就不说送,只是对方晚年无限期借住而已,直接堵住了对方的推辞。

  大伙儿闲扯了一会儿,很快朱树人就引入了会议的正题。

  “此番集议,是想讨论一下,我大明未来七年的计划。此番孤已经把宁宇从云南前线召回。有些事情诸公有疑问的,也好当面向他了解,机会难得。

  从他奏表来看,缅、越对去年被灭的西南叛贼余孽,还是多有收留的,更是对云南部分尚未完成彻底改土归流的土司,有一定的侵夺。

  只是如今新君改元不过数月,不宜妄动刀兵。而且我大明如今的制药、化学,也还不足以彻底对付热带山区雨林,这几年还需努力。故而孤打算定一个为期三到四年的内政计划,一切以到时候对南疆用兵、彻底让缅越重新臣服大明、认清形势为目的。”

  朱树人把会议目的说了一下后,众人也都没有异议,然后朱树人就分了一下讨论议题,从内政改革、新占领土建设、科研攻关,三个方向,分别开始划重点。

  他首先提了新君继位后的内政变法部分。

  变法这事儿,严格来说跟未来对缅、越的行动没什么强关系,或者说无论要不要对外用兵,都是该变法的。

  但如今是新君刚刚改元,也确实适合推一把变法,当初张居正也是从万历元年开始搞的。

  朱树人觉得,当初张居正变法中、在张居正死后被废除的那部分当中,有很多还能拿回来继续用,最多稍稍修补一下就行,或者还能与时俱进优化推进。

  张居正之法中的吏治部分,是保留得最好的,他给官员绩效定的那些考核内容,有一些并没有在他本人之后完全被废,所以这部分直接留下。

  至于张居正的财政法部分,已经人亡政息了,后来经过几十年三饷、厘金、工商税,财税来源繁复,要回到一条鞭法也不可能。所以只能是略微借鉴,然后重新制定。

  而且如今大明人口锐减,比张居正时一半人口都不到,所以人地矛盾并不是很尖锐,还能把好几百万人往东北新屯垦区移,还能多种玉米土豆,所以耕地的占有制度,暂时没必要动,以免一下子动的东西太多,惹来反弹。

  朱树人很清楚,改革要一步一步来,吏治和财政也要分开来弄,这样才好时时刻刻联合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把支持变法的统一战线最大化。

  第一个七年就盯着一块改,攻克之后下一个七年再改一部,如此二十年内可以完成三个大方面的变法。期间每次变法成功后,面对人心质疑,还能靠对外取得一些军事胜利,来证明“变法确实富国强兵”了,从而巩固改革的政治正确性。

  自古各种改革,终究是需要靠富国强兵来交出答卷的,当初宋朝王安石变法,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变法实施之后,大宋对西夏的用兵胜败到底是变强了还是变弱了”。

  如果变法期间,西军对西夏出现了重大失利,那么王安石的集团就得引咎辞职、贬官几个人,推进力度也要暂缓。而如果西军大胜,往往内政改革上也能乘胜追击。

  朱树人多了那么几百年的眼界和见识,自然把这个道理想得非常透彻。

  缅、越,准噶尔,罗刹,这些如今都不足以为大明的心腹之患,但该对付还是要对付,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是犯的时候不能光想着犯,还要四两拨千斤,把内政利益一起捎带着最大化。

  ……

  “孤欲实施的第一阶段变法,主要涉及财政,孤想把张居正之法,与本朝三饷、厘金以来诸法结合,让朝廷财政从战时制度渐渐回归到和平年代的征收常法上来。

  毕竟当初为了灭清,为了平定流贼,朝廷从崇祯十四年开始在南方全面试点厘金,至今已有二十二年。这二十二年里,财政一直是比较宽裕的,靠着工商税的支持,把养兵养官打造军械维持补给,都撑了下来。

  但是厘金毕竟不是常法,我们这一代人用即可,给后人留的财政法度,还是要持重为好。”

  朱树人说到这里,先停顿了一下,看看别人是否能理解他的苦心。

  张煌言反应快,他平时也知道厘金的种种问题,现在表弟提出,他立刻把自己一贯的担忧说了出来:

  “厘金收钱确实快,而且收的是富商的钱,涉及的财货也少有赤贫百姓之必须,所以对赤贫百姓的压力很小,也容易收。

  只可惜此法虽有百般好处,却有一样严重弊端,那就是需要分省设卡,所收钱财分省截留,也都承诺给本省使用。当初有强敌来袭,各省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最切身的安全,勉强踊跃。

  但如今我大明又重新恢复全盛故土,这种各省自缴自用的商税,已然有些不合时宜。如今只是我辈有中兴大功的文武尚在,所以能强行压制住厘金的实际用途。

  一旦我们这辈人将来……可不能把这种问题遗留给子孙后代,那绝对是会导致藩镇趋势的。”

  张煌言非常清楚,唐朝形成藩镇割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事权和财权兵权全部下放给各个节度使,那能不割据么?

  所以,特殊时期财权下放是可以的,南征北战中兴的这一代人之后,再下放,后面的皇帝和内阁、户部就未必压制得住地方了。

  事实上,说得难听点儿,朱树人、张煌言自己,就是当初厘金制度养肥出来的藩镇。所以没人比他们更懂这条路的潜在危险、以及要如何预防。

  就好比没人能比赵匡胤更懂如何杯酒释兵权、如何防止殿前都点检造反,谁让他自己就是这么造反上来的呢。

  朱树人见内阁都支持他的想法,也意识到了痛点,便继续往下细说他的设想:

  “所以,孤计划在未来七年内,逐步试点取消厘金,取而代之的是朝廷统一征收的新工商税,不再在流通环节征收,而是在生产环节征收。

  然后就可以跟田赋一样,由朝廷统一征收,而非各省地方截留。或者最多只是给地方提留一小部分,比如,八二开,朝廷拿八成,地方留两成。稍微留一点,也不至于改革过于激进,彻底打击了地方上的征税积极性。”

  朱树人说完后,史可法和张煌言都有些无法理解,倒不是觉得这样不好,而是觉得,这根本没法执行,没有可操作性。

  张煌言诚恳地指出:“可是,生产环节如何全面征税呢?难道要跟当初江南的织造税一样,每台织机每年缴纳四钱税银?直接数机器的台数?

  除了这个办法之外,我实在无法想象,怎么统计民间的工商税生产环节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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