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8、【人物篇】斯大林10

【人物篇】斯大林10：苏联是依靠盟军的物资援助打赢战争的吗？

和1941年冬天的莫斯科城下反攻相比，苏联人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地区为反攻进行的准备要充分得多。1941年冬天，德军在12月4日还在向苏军进攻，苏军各反攻部队是在战斗进行当中仓促完成反攻准备的。1942年9月，苏军统帅部就确定了在莫斯科以西实施“火星计划”；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实施“天王星计划”，“土星计划”和“木星计划”也随即制定完成。

以一系列行星命名的行动计划基本上构成了苏军1942年冬季反攻的全部，其中最为世人熟知的就是围歼德军第6集团军于斯大林格勒的“天王星计划”。斯大林在1941年冬季反攻时只给科涅夫指挥的加里宁方面军增派了一个集团军，给朱可夫指挥的西方面军增派了2个集团军，而且催促前线将领必须立即转入反攻。

在实施“天王星计划”时，斯大林则显得游刃有余得多，战役发起时间原定在1942年11月9日，但因为运输能力有限，他还是听从了前线将领的意见，将进攻时间推迟了10天。至进攻发起前，能投入反攻的部队达到75万人。

天王星行动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1月23日，瓦杜丁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和叶廖缅科指挥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顿河岸边的卡拉奇附近会师，击溃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并将德军第6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一部合围。随着“土星行动”“木星行动”的实施，至1943年2月，苏军将德国人赶到库尔斯克——米乌斯河一线，这里正是德军于1942年6月发动“蓝色行动”的起点。

其实斯大林和苏军统帅部制定上述计划时，对1942年冬季反攻的反攻寄托了更大的期望。斯大林仍然希望可以借此彻底打垮德国人，但在巨大的胜利面前，他还是相当欣慰。德军在1942年损失了150万人，仆从国军队中，除了北方的芬兰，在南部战线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的军队都基本上损失殆尽了。

1943年2月2日，被困在斯大林格勒的保卢斯和他的第6集团军宣布投降。盟国阵营中的观察家们很快就领会到这场战役的重大意义。在英国，苏联人的胜利被新闻界称赞为拯救了欧洲文明。1943年2月2日《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把斯大林格勒战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当时的协约国并为之带来胜利的那些伟大的战役相提并论：“斯大林格勒在这次战争中的作用相当于马恩河战役、凡尔登战役和第二次马恩河战役加在一起所起的作用。”

《纽约时报》在2月4日的社论中说：“斯大林格勒是这次战争中代价最高也最顽强的战场。那里进行的殊死战斗也许最终会成为这次漫长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之一。在战争的强度、破坏性和残酷程度方面，斯大林格勒战役是无与伦比的。它让欧洲的两支最大的军队都投入了它们的全部力量，它与世上曾经有过的生死大冲撞相比毫不逊色。”

相比于盟国不吝溢美之词，苏联国内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看法反而更保守。统帅部定下的基调是：尽管这次胜利很伟大，但它远远没有达到期望的要求，没有击溃东线的德军。而且这次胜利对于苏联人来说，赢得也非常艰难。此外，和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战斗还没有开始，通往柏林的道路是在沿斯摩棱斯克、明斯克和华沙这条相对较短的中轴线上。如果这条路线还由依然十分强大的德军盘踞着，那就不能对胜利盲目乐观。

随着1943年春汛的来临，东线战场上难得的出现了短暂的平静，希特勒和斯大林都将目光投向了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的结合部——库尔斯克突出部。希特勒在发布的“堡垒行动”计划中就表明了德军的作战目标，即突破苏军防线，向东北方向直取莫斯科。斯大林则希望打垮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德军的两个最重要的战略集团被解决后，苏军就可以将战线推向国境线。

3~4月间，苏军统帅部和前线各方面军指挥员召开了多次会议。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瓦杜丁主张主动发起进攻，让斯大林吃惊的是，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仍然坚持防御，不过跟一年前召开的“1942年春夏战局会议”不同，朱可夫等人提出的防御仅是作战的前半部分，目的是消耗德军的进攻力量，以待时机再转入进攻。

与一年前不同，斯大林没有斥责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在他看来，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能够击败德国人”，而是“怎样和何时击败他们”的问题。此外，让其迟迟不敢下决心转入进攻的还有三个因素，其一是对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表现感到失望，尤其是苏军在哈尔科夫又一次遭遇失败；其二是大本营手上缺少立即发动进攻所必需的预备队；其三是德军明显在库尔斯克地区蓄积力量，所以先防备德军的进攻将是更加稳妥的方案。

4月8日，朱可夫给斯大林写的一封信说：“敌人在1942～1943年的冬季攻势中已经遭受重创，他们在春季之前显然没有能力组建足够多的预备队发动新的攻势，夺取高加索地区，推进到伏尔加河以便对莫斯科形成合围。由于预备队有限，敌人会被迫在一个较为狭窄的战线上发起进

攻，并严格地分阶段实现其夺取莫斯科的首要目标。敌人目前与我们的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交锋使我相信，敌人会以这些方面军为主要的打击对象，目的是在这里击垮我们，以便获得可以自由调动并尽可能近地从侧翼进攻莫斯科的地盘。在开始阶段，敌人很可能会大举进攻，兵分两路包围库尔斯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如果我们的部队发动先发制人的预防性进攻，我觉得这是不明智的。用防御来消耗敌人并摧毁他们的坦克对我们更有利。随后通过投入预备队的生力军，我们应当全力进攻，彻底摧毁敌军主力。”

据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什捷缅科回忆，朱可夫的这封信让斯大林下定决心——红军应该在最近的将来保持防御态势。

进入6月，德国人的进攻仍然没有发起，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瓦杜丁开始坐不住了。他断言“德国人是不可能主动进攻的，如果再不行动，夏天就要过去了，我们的计划也就要落空了。”而就在此时，盟国方面传来消息：“地中海的行动仍在继续，1943年不可能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

相信斯大林得知这个消息后一定相当失望，这将意味着苏联还要在1943年独自对付德国军队的主力。7月4日，苏联人在焦急地等待中迎来了德军的进攻，对方还在战场上投入了大量新式的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7月12日，随着一场战争史上最大的一场坦克混战结束，德国人的进攻落下帷幕，苏军也随即转入反攻。8月初，苏军收复奧廖尔和别尔哥罗德，斯大林下令在首都鸣放礼炮，这是日后300次这样的庆祝仪式的首次。不久之后，哈尔科夫被收复，接着是9月的斯摩棱斯克和11月的基辅。

到1943年底的时候，德国人在1941～1942年占领的地方已经有一半被红军解放了。在1943年11月的讲话中，斯大林在总结这一年的战斗时把它说成“战争进程中的根本转折点”，它意味着纳粹德国现在面临着军事与政治的溃败。

在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之前，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斯大林的战争成长历程。与他的将军们一样，斯大林也是在战争实践中完成了蜕变。战争爆发之初，斯大林经历了短暂的恐慌，当他下令处决西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和一批空军将领时，不仅在警示众人，同时也在提醒自己，必须直面残酷的现实。

在之后的几个月，他认识到了苏军和德军的差距，不仅在装备上，部队的士气、执行力和将领的指挥能力都无法和德国人相比。为此他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并成立督战队，以确保部队的执行力。同时他还解除了一批能力低下的高级将领的职务，包括伏罗希洛夫元帅和库利克元帅，换上了朱可夫、科涅夫等一批新将领。

在1941年冬季反攻开始后，斯大林又变得盲目乐观起来，在耗尽所有预备队的情况下，并没有将德国人赶出国境线。而这种盲目乐观在1942年的春夏之际仍然存在，轻信铁木辛哥导致南方部队遭遇惨败。当德国人逼近斯大林格勒时，斯大林再次拾起俄国人的本性，命令部队不计代价地发动反击。

斯大林的明显变化发生在“天王星计划”筹备期间。总参谋部发现自己的工作越来越被领袖重视，斯大林也更愿意倾听下属的意见。在大本营和前线各方面军的指挥员都换成了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将领，比如空军总司令诺维科夫、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戈沃罗夫、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员梅列茨科夫、西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戈利科夫、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瓦杜丁、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瓦杜丁、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和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彼得罗夫等等。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苏联统帅部和前线高级指挥员在经历战争初期的人事震荡后，一直保持着很稳定的状态。朱可夫一直担任斯大林的军事助手，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由于身体原因才不得不由华西列夫斯基代替。在方面军指挥员中，除了为1943年初哈尔科夫战役承担责任的戈利科夫，以及因为树敌太多被降职的叶廖缅科之外，其他司令员都一直在前线独当一面。

1942年夏天时，斯大林还仍然在强调执行力，要求各方面军指挥员不仅自己要坚决执行统帅部的决定，还要下到各集团军，甚至各师确保任务能够不打折扣地完成。此外内务部和各级部队的政治委员都可以看作是统帅部的耳目和伸出去的手。可到了1942年底情况就有了变化，首先斯大林取消了“军事主官和政治委员双重指挥制度”，在将领们面前，他也不会特别强调执行力，而是更多地倾听他们的意见。而这些经历过1941年惨败的红军指挥员们，也就成了1945年站在柏林街头的那些胜利者们。

在战争期间，斯大林迅速建立了两个核心圈子，而且这两个核心圈子同样都十分稳定。在党政圈子里汇集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等人，而在军队圈子里则集中了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库兹涅佐夫、诺维科夫等人。

这些人对斯大林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就是敬畏。而斯大林对这些人的要求有三点，第一是绝对忠诚；第二是遵守纪律；第三是具备适当的才干。对于前两点，

不仅是核心圈子里的人，只要担任高级职务的官员和将领都完全具备，否则他们也不可能达到那样的级别。对于能力方面，斯大林要宽容得多，他会不止一次地让那些忠于他的人有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他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如果事实证明他们是不称职的，那么即便是再忠心的老朋友也会被解除职务并放到一个比较稳妥的位置上，比如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和铁木辛哥。

华西列夫斯基曾经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一件事。在莫斯科保卫战期间，斯大林决定晋升他的军衔，但被华西列夫斯基婉拒，转而希望能晋升自己的几个副手。后来的结果是华西列夫斯基和他的副手都得到晋升。由此可以理解，即便赫鲁晓夫上台后发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运动，诸如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卡冈诺维奇等人仍然在自己的回忆录和公开场合表达了对斯大林的敬仰。

斯大林能够领导苏联取得苏德战争的胜利，其中有诸多原因，除了将军们的才能、德国人的错误、充满严酷和爱国热情的动员，自己许多运气之外，还离不开在经济和组织方面的巨大成就。

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的时候，德国人已经占领了苏联欧洲部分的一半——超过10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其中的8000万人口（占苏联总人口的40%）。被占领地区拥有将近50%的耕地和70%的生铁产量，60%的煤炭和钢和40%的电力。

然而截至1942年底，苏联步枪的年产量与1941年相比提高了4倍，达到了近600万支；坦克和大炮的年产量增加了5倍，分别达到了2.45万辆和28.7万门；飞机的产量从8200架上升到2.17万架。这些成就不仅证明了苏联经济的动员强度，也证明了在1941～1942年把大批工厂搬迁到苏联东部的了不起的成就。

在斯大林首批颁布的战时政令中，有一个就是下令成立疏散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什维尔尼克和柯西金等人领导，仅在1941年夏组织转移到东方的大型工厂就超过了1500 个。随同这些工厂和机器一起去的还有几十万工人。动用的卡车有几万辆，通过铁路运送的疏散货物多达150万节车皮。1942年夏又进行了规模较小的疏散，当时有150个大型工厂撤离了顿河和伏尔加河地区。除了搬迁工厂之外，苏联人在战争期间还新建了3500座工厂，它们中大多数都是用来生产武器的。

在人力方面，到1941年底的时候，原来的500万红军已被德国人消灭殆尽。但是苏联人已经备战了10多年，接受过基本军事训练的平民有1400万人。一旦战争爆发，苏联当局就能够征召500万名预备役人员，所以，红军的数量到1941年底的时候达到了800万人。这个数字在1942年又增加到了1100万，尽管这一年有相当大的伤亡。在斯大林格勒反攻期间，红军仅仅为“天王星行动”就可以集结起一支由齐装满员的90个师的生力军组成的进攻力量。应当注意的是，红军的人力包括100万苏联妇女，她们当中有一半在前线服役并承担各种战斗任务。

斯大林不会轻易干预经济工作，而是把大部分战时经济管理工作交给他的经济专家去处理。他自己只是在必要的时候，为了实现某些紧迫的目标，才进行干预，而且通常只限于维持军需补给的优先性，即使是以平民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与此有关的一个争议就是西方援助对苏联战争努力的贡献。1941～1945年，苏联战时经济所需要的物资90%依靠自给，10%左右是由西方盟友提供的。例如，美国依据租借法案提供了36万辆卡车、4.3万辆吉普车、2000辆机车和1.1万节铁路车厢。这让红军有比德国人拥有更大的机动性，而且远不像他们那样依赖于马拉的运输工具。

从水路运来的加拿大和美国的食品，养活了苏联三分之一的战时人口。澳大利亚提供的羊皮大衣，让红军在其冬季战役中可以保暖。斯大林总是在盟国领导人面前抱怨西方未能兑现其提供物资的承诺，而且在战争初期还把这些指责公开化了，但是总的来说，苏联人对西方的支持还是非常感激的。在报刊上各种物资援助的协议都处在显著的位置，许多西方的个人援助也是这样。

在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苏联当局开始把接收物资援助的情况全都公开了。这些援助大部分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到达的，因此其作用主要在于推动了胜利而不是避免了失败。另外苏联在1942年中期的领土和经济损失意味着它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实事求是地讲，包括西方在1941～1942年送来的为数很少的援助在内的所有的援助物资都非常关键。

1943年11月，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共同出席德黑兰会议。在会议即将结束的一场晚宴上（丘吉尔的生日晚宴），斯大林饱含感激之情地说，苏联能够取得胜利，离不开盟国的物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