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1【中国战场】拉锯战

【进程篇－中国战场】拉锯战：无奈的防守反击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进行15个月。日寇在中国投入100多万部队，付出近45万人的伤亡，没有结束这场战争，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从绥远、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的4000多公里的正面战场，国军200多个师与日寇形成对峙。

在日寇占领区，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晋察冀、晋绥、晋西南、晋冀豫、冀鲁边、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抗日武装发展至18万人，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5000万，日寇在占领区只能控制主要城镇和交通线。

在日本战史中记录道：“占领地区特别是华北和华中方面，由于徐州和汉口作战而兵团外调，移动频繁，造成后方兵力不足，只能保持点和线。前线方面也在扩大，以致到处配备薄弱。敌人乘此弱点，遂逐次企图扰乱后方乃至进行局部反攻。”

从外史资料中也能够反映出，在这样一种战争态势下，日寇若想继续维持战略进攻的势头，就必须投入更多的兵力和物资，并准备承担远甚于以往的人员及物资的消耗。即使如此，日寇也没有胜算的把握，更何况15个月的战争已使日本的军力、国力不堪重负。

1938年4月，日寇实施第二次军需动员，采取利用代用品、回收废品乃至降低产品规格的措施，以减少原料供应不足的困难。在兵力结构上，截至1938年8月，在华日寇中现役兵仅占11.3%，预备役兵占22.6%，后备役兵占45.2%，补充兵占20.9%，战斗部队的战力正在下降。在经济上，日本的出口受原料不足影响明显下降，1938年上半年同比下降32.9%；进口下降19.6%；黄金储备从战前的388吨降至25吨。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9月，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签署《慕尼黑协定》，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日本认识到，德国的目的绝不仅仅如此，整个欧洲距离战争已经越来越近，一旦德国与英法交战，欧洲列强将不能顾忌其在亚洲的殖民地，日本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会出现千载难逢的机会。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宣布：“在东亚地区建立日本主宰下的新秩序，以取代华盛顿条约所确立的、以英美为主的旧秩序。”这表明日本要借助欧洲动荡之机，在远东采取扩张计划，取代由英美等西方国家主导远东地区的格局。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度，英美并没有选择与日本直接对抗，而是采取援助中国的方式，一方面遏制日本的扩张势头，一方面用来作为与日本谈判的条件，并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牺牲中国利益，保全自身在远东地区的权益。

1938年12月，美国通过“桐油借款”方式援助中国，随后英国也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与此同时，英美继续与日本保持着贸易关系，当时日本进出口70%的贸易对象是英美两国，两国对日本的出口额是对中国出口额的5倍，全部都是日本国内急需的工业原料。

1938年底，西方国家提出解决中日问题的方案，并向日本和中国提出，如果双方愿意修改《九国公约》条款，西方愿意为此召开国际会议。1939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提出具体建议：“放弃满洲，中日实行合作，取缔反日活动，恢复七七事变前的态势。”7月24日，英国与日本签署《有田－克莱琪协定》，在协议中英国“完全承认目前中国的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在其占领区内享有特殊之要求，允诺凡有阻止日寇或有利于日寇敌人之行动，英国均无益加以资助。”由此表明，英国等西方国家为制止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不惜牺牲中国的核心利益。

苏联在远东问题上，则比西方各国要清醒得多，斯大林一方面加大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一方面采取的对日政策远比英美强硬。苏联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而是为了自身在远东的利益，中国的抗战可以牵制日本的军事力量，从而减轻苏联远东地区的压力。1939年，苏日爆发诺门罕战役，日寇惨败。1941年4月，双方签署《苏日中立条约》，两国握手言和，在这份条约中，苏联承认了日本实际占领中国东北的事实，换取日本不在远东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保证。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日本借机以“不介入欧洲战争”为筹码，向英法等国施压，迫使英法等国同意对中国实施禁运，包括关闭法属印度支那的滇越铁路和缅甸境内的滇缅公路。

1940年9月，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的扩展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西方各国转而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

同期，日本撤销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由西尾寿造统一指挥在华全部陆军（不含关东军），下辖华北方面军、第11、第13和第21军四个战略集团，共计24个师团、20个旅团又1个骑兵集团。其中，第11军下辖7个师团又2个独立混成旅团，配置在武汉地区；第21军下辖4个师又2个独立

混成旅团，布置在华南地区；第13军下辖4个师团又2个独立混成旅团，布置于京沪杭地区；华北方面军下辖9个师团又1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布置于华北地区。

1938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在武汉会战结束后，于湖南衡阳召开军事会议，国共双方百余人与会，在历时4天的会议中，国民政府认为：“武汉会战后，战争形势出现重大变化，日寇兵力已到最大限度，而且随着战场的不断扩大和力量分散，疲惫不堪。因此，中国抗战开始进入第二个时期，即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国民政府应连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攻，以牵制消耗敌人。”

会后，国民政府重新调整部署，将全国战场划分为8个战区，即：

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12个师、1个骑兵师、1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旅；辖区包括河南及安徽一部；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辖32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14个步兵旅，3个骑兵旅，辖区包含山西及陕西一部；

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辖22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辖区包含苏南、皖南及浙闽两省；

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下辖18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辖区包含广东、广西；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下辖3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辖区包含辖皖西、鄂北、豫南；

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下辖6个步兵师，4 个骑兵师，9个步兵旅，4个骑兵旅，辖区包含甘、宁、青及绥远；

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下辖52个步兵师，辖区包含辖赣西北、鄂南及湖南；

第10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下辖9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辖区陕西。

此外，另设鲁南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下辖7个步兵师；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下辖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军事委员会直辖23个步兵师，其中9个步兵师有1个步兵旅担任后方警备。陆军总数共计242个师、40个旅。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重申：“吾人所求为合乎正义之和平，非屈服之和平，屈服只以助长侵略。中国若怵于日本暴力，以屈服谋一时之苟安，则将为日本之殖民地……我们的精神绝对不要被敌人所胁制，我们更绝对不能受敌人的欺骗。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这就是我们今日唯一的方略，这就是敌之失败，也就是我国胜利的基础。”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表态，是因为国民政府内部始终存在“对日妥协”的声音，其本人也同样没有放弃与日寇和谈的可能，对于蒋来说，问题在于时机和条件。

1939年9月1日，欧战爆发。国民政府密切关注着国际时局的变化。9日，蒋介石指出：“现在欧战既起，我们更要固守既定的方针，不计前途的险易和利害，亦不计国际形势变化到如何程度，而必求我们一贯的方针贯彻到底……敌人如要想全力来解决中国战事，我们就可集中全力来消灭敌人的这种野心。”11月12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蒋明确宣称：“一直要打到欧战结束。”

以上可见，蒋介石在坚持抗战的态度上越来越坚定。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到处散布失败主义言论。七七事变爆发后，汪精卫就以“局外者”的口气称：“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地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地承认打败仗。”

1938年1月至10月，汪委派董道宁、高宗武多次前往上海、香港与日本政府和军方人员密谈。7月，日寇陆军大臣等军界高官向汪承诺：“日本希望撇开蒋介石，由汪精卫出面与日本实现和平。”至此，汪决心投靠日寇。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携妻陈璧君逃离重庆，经昆明抵达越南河内。随后，陈公博、林柏生、陶希圣相继叛逃。1940年3月，汪精卫于南京成立伪政权。

南昌会战

1939年1月31，日寇第11军拟定攻占浙赣铁路枢纽南昌的作战计划，规定：“攻占南昌的目的在于切断浙赣铁路，各段长江以南的安徽省和浙江省方面敌人的主要交通线。”为此，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调集第101、第106、第6及华中派遣军第22师团4个师团及特种兵、空海部队12万人投入会战。

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赣北、湘北的部署重兵，包括第19集团军（罗卓英部）、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第1集团军（卢汉部）共计20余万人。

3月17日，日寇第101、第106师团各一部渡船经鄱阳湖南下，发起南昌战役。24日，经多日激战，攻占由国军第32军（商震部）第5师（刘雪瀚部）、第141师（林作桢部）防守之吴城镇；101师团另一部于吴城镇以西登陆，与国军141师主力激战1周，形成对峙；106师主力突破第49军阵地后，向安义突进，国军守军退防第二线阵地。

3月26日，日寇渡过赣江，切断浙赣铁路，并形成对南昌的包围。27日，日寇突入城内。28日，南昌失守。

4月16日，国民政府统帅部决定趁敌“立足不稳、收复南昌。”4月21日，第19集团军司令长官罗卓英统一指挥9战区3个集团军及第3战区第32集团军（上官云相部）开始全面反攻。其中第19集团军第74军（俞济时部）一度攻至南昌西南高安、大城、生米街等地；第3战区第32集团军则于25日突入市区。日寇急调第14独立混成旅团从九江渡鄱阳湖增援。战至5月5日，第32集团军占领南昌机场，但日寇不断增援南昌，第32集团军无力再攻，所属第29军军长陈安宝以身殉职。5月9日，国军奉命停止进攻，南昌会战结束。

此役，双方投入兵力32万余人，日寇伤亡3万余人，国军伤亡5万余人，中日双方战损比例在缩小。

1939年1月31日，日寇决定攻占海南岛。2月10日，日寇第21军台·湾混成旅团在海口登陆。中国守军152师已先期撤离海南岛，岛内仅有保安第5旅防守。当日中午，日寇占领海口。14日，日寇登陆三亚，并一举攻占三亚、榆林、崖县等海南岛要地。3月31日，日寇宣布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归属日本，划归台·湾总督管理。

随枣会战

1939年3月，日寇占领武汉后，为改善武汉外围地区的占领态势，决定发起随枣战役，以寻歼长江以北，湖北荆襄随枣地区第5战区国军主力。为此，日寇第11军调集4个师团又2个骑兵旅团共计10万人参与作战。

荆襄位于长江中下游，北接陕西汉中、南通宜昌，是战时陪都重庆的第一道防线。国民政府对随枣地区防务极为重视，第5战区在此集结18个军，兵力20余万人。

5月1日，日寇第3师团率先向郝家店、徐家店国军左翼第一线阵地发起进攻。5日，日寇第16师团向国军右翼发起进攻。中国守军节节抵抗，并对日寇实施侧击。8日，日寇占领枣阳。10日，骑兵部队渡过唐河，攻占新野，切断国军左翼部队退路。12日，国军除一部（第13军2个师）留守桐柏山区游击外，其余左翼部队奉命跳出包围圈。同时，第1、第2战区和长江江防部队对随枣地区外围实施侧击、尾击，日寇被迫分兵回援，第5战区也频繁向日寇攻击部队袭扰。日寇第11军遂于5月12日下令进攻部队全部返回出发地。至5月20日，双方形成对峙。

此役，双方投入兵力30余万，日寇伤亡1.3万，国军伤亡2.5万，日寇未能达成战役目的。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8月15日，日寇第11军在长江以北进攻无果后，一方面为巩固武汉，一方面为促进汪精卫成立伪政权，决定调集军主力10万余人，在江南地区进攻第9战区。

9月，国民政府判断日寇有南犯长沙的可能，遂制定“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地区，将其包围歼灭之”作战计划。同时命令各部破坏湘、赣、鄂之铁路和公路，以迟滞日寇机械化部队和重炮部队的行动速度，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主力32个师24万人提前完成部署。

9月14日，日寇106师团于赣北开始牵制性进攻。在湘北日寇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于9月14日向新墙河国军第15集团军（关麟征部）第52军（张耀明部）发起攻击。23日，日寇渡过新墙河。同日，日寇上村支队经洞庭湖登陆鹿角、营田，并向东南突进。

在鄂南，日寇第33师团于9月21日于通城出动，攻陷麦市、桃树巷，欲切断第9战区湘北与赣北之间的联系，并包围第15集团军。

24日，国民政府决定：“保持幕阜山根据地，在铁路正面逐次消耗日寇，待日寇突入长沙附近，再以有力兵力予以打击。”25日，第15集团军退至汨罗江南岸，日寇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随后追进，占领新市。26日，日寇猛攻汨罗江南岸和幕阜山，未能得手，企图围歼第15集团军计划失败。

随后，日寇第11军决定追击通城以南之国军。27日，奈良支队攻击平江，第33师团绕过久攻不克的福石岭，与奈良支队会合，并包围国军第79军。28日，奈良支队经瓮江向平江迂回，策应第33师团作战。另一路日寇之第6师团和上村支队则南下逼近长沙，在三姐桥、粟桥一线，国军重创上村支队，第6师团在石门痕遭遇国军伏击。

在赣北，第9战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将日寇第106师团包围于甘坊附近。29日，第11军因主力不断遭到伏击、侧击和夹击，第106 师团处境不妙，遂下令全线撤退，并命令第33师团东进接应第106师团。10月1日，第6师团于捞刀河以北撤退。次日，第15集团军北上追击，收复上杉市、汨罗、新市。至9日，日寇退回新墙河以北。第33师团接应第106师团撤回战前出发地。此役，日寇伤亡2余人，国军伤亡3万余人，日寇未能达成战役企图。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军完成第2期整训，国民政府为消耗日寇，决定在各个战区对日寇实施局部冬季攻势。在绥远，第35军（傅作义部）于1940年3月取得“五原

大捷”，歼灭日寇4000余人，从此以后，日寇再未进犯绥西。在华中，第3战区第32集团军袭扰南昌，并于12月12日和18日，两度攻入南昌城内。第10集团军于12月13日攻入杭州，破坏日寇指挥机构和物资仓库。此外，第1、第5、第9军均向当面之敌发起进攻。

桂南会战

1939年6月21日，日寇攻占汕头。6月22日，攻占潮州。

1939年10月14日，日寇第5师团及台·湾混成旅团在广西钦州湾及防城港登陆，并于16日攻陷防城，17日攻陷钦州。此时，第4战区防御粤南和桂南的部队只有第46军（夏威部），防守薄弱。18日，日寇继续向前推进，46军新19师师长黄固临阵退缩，只身逃跑。国民政府急调第5军（杜聿明部）、第99军（傅仲芳部）、第36军（姚纯部）增援桂南。11月22日，援军先头部队赶至南宁，未能抵住日寇对南宁的两面夹攻。24日，南宁沦陷。12月4日，日寇攻陷昆仑关后暂停攻击。

南宁失守，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切断，而且西南大后方将面临日寇空军的威胁。为此，国民政府决心收复南宁，并责成第4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亲自指挥作战。12月18日，第5军之荣誉1师（郑洞国部）向昆仑关攻击前进，新编第22师（邱清泉部）于五塘、六塘阻敌增援。

在昆仑关，荣誉1师攻击受阻，第5军第200师（戴安澜部）投入战斗，将第5师团一部包围，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亲率中村支队从南宁出发，增援昆仑关，沿途遭遇国军多次阻击。12月25日，日寇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被荣誉1师第3团（郑庭笈部）击毙。12月28日，第66军第159师增援昆仑关，第5军步、炮、坦协同再次向昆仑猛攻。至31日，收复昆仑关。

1940年1月，日寇增调第18师团、近卫混成旅团进入桂南，于1月26日再次发起进攻。2月3日，日寇攻陷昆仑关。

1940年9月，日寇第21军主力进入法属印度支那，桂南空虚。10月30日，国军收复南宁。1940年11月30日，日寇被全部逐出桂南地区。